土星下

文/邓金明

大家知道，我们有过知识专制的年代。书被烧过，人被坑过，有人因为一个字眼而掉脑袋，也有无数人曾经为背诵一本红皮书而战战兢兢。在今天，我们读意大利作家安贝托·艾柯的作品时，这种对知识害怕的记忆不是淡化了，反而加强了。我们害怕知道得更多，害怕感受得更多，害怕个人的趣味，害怕失去集体观念的支撑。总之是害怕一切繁复和开放的知识。而显然，这种害怕感，在我们今天的阅读史和精神史中并没有剔除，它已经变形为一种知识上的单调和美学上的枯燥。

阅读安贝托·艾柯（Umberto Eco），对我们的精神痼疾而言是一种解毒。Eco 在意大利语里是“回声”的意思。在他作品里——既有《开放的作品》（1962）、《悠游小说林》（1994）这样的文论，《带着鲑鱼去旅行》（1992）这样的时论，也有《玫瑰的名字》（1980）这样的小说，往往回荡着各种异质文化的声音：从古希腊诗学、中世纪政治宗教到当代通俗文化，从乔伊斯、卡尔维诺到福尔摩斯，从符号学、文化研究到小说艺术，从学院派到畅销书作家等等。艾柯是个罕见的通才，对待知识有一种百科全书式的通达态度。他的符号论把万事万物视为一种可以解读的文化的痕迹，而他开放性的艺术观，使他能够在不同文化领域间互相参照。正如他在使他一举成名的小说《玫瑰的名字》中，假托小说主人公之口说道，“这世界就像是一本摊开的大书，任我们浏览。”

法国文化，特别是罗兰·巴特的学说对艾柯影响很深，而在文学上，他的同乡及文学前辈卡尔维诺的影子则时常盘桓。艾柯最有代表性的文论《开放的作品》，是在卡尔维诺的鼓励下出版的。后者的《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将“繁复”视为未来文学值得珍视的品质之一，也就是说，文学尤其是小说是一种可以多层面折射的艺术。而艾柯的几部小说创作，几乎是这种文学观的完美实践。对艾柯小说的解读可以是多层面，就像博尔赫斯的小说（《交叉分径的花园》、《死亡与指南针》）一样，艾柯也热衷采用大众文学某一体裁的外在形式（比如侦探小说、冒险小说或间谍小说之类的），来创造一种几乎是神话性的结构，从而探讨知识、时间或者宇宙一类的永恒问题。

强调知识的开放和复杂，是一种现代及后现代的观念。这一点，尤其以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为代表。艾柯对它有过专业研究。小说，作为一种开放的知识，是对现代以来西方文化中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的一个反映。正如《开放的作品》中声称的，这本书探讨的主题是“艺术和艺术家面对偶然情况、不确定性、可能性、含糊性、多元价值所作出的反应”。现代经验的纷繁和错综，需要一种对等的开放和复杂的表征形式。“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不是各种经验、信息我们读过的书所想像过的事物等等的复合体，又是什么呢？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部百科全书、一个图书馆、一份器物清单、一系列的风格；一切都可以不断地混合起来，并且以一切可能的方式记录下来。”（卡尔维诺语）在《悠游小说林》（1994）中，艾柯通过对小说作者和读者角色以及小说结构方式的剖析，进一步强调了小说作为一种开放的交流的观点。正如同小说的“模范作者”在寻求小说的“模范读者”一样，小说也需要来自历史、宇宙、生命多方面的印证。

如果说，在《玫瑰之名》里，安贝特·艾柯还像个以符号学、宗教学、诗学武装的高级探子，那么在《悠游小说林》（Six Walks in the Fictional Woods）中，这位符号学家就完全是个乐在其中的小说向导了。这本书是作者1994年在哈佛大学诺顿讲座（the Charles Eliot Norton Lectures）的讲稿。此前被这个讲座邀请演讲的还有T·S·艾略特、斯特拉文斯基、博尔赫斯、伯恩斯坦、卡尔维诺等大家，可谓声名赫赫。尤其是卡尔维诺，作为自己的同乡和文学前辈，艾柯更是在讲座伊始始就对他表示了敬意。这个致敬很大方面是因为二者对小说读者的共同强调。

上世纪60年代，接受美学就开始影响西方文艺界了。1962年，艾柯曾在现代先锋艺术和乔伊斯的作品的分析基础上出版过一部专著《开放的作品》，强调艺术的开放性和艺术信息的交流。但这种开放性的强调读者参与的小说艺术观中，只有到《悠游小说林》这里才珠圆玉润。当然，这也和他80年代以来相继创作出《玫瑰之名》、《傅科摆》、《昨日之岛》等畅销小说不无关系。

纳博科夫在他给美国学生开的文学课上，曾宣称“我的课程是对神秘的文学结构的一种侦察”。艾柯的《悠游小说林》也应作如是观。因为是学者出身，谈的也是小说中的叙事艺术，习惯了透明的小说的读者对艾柯的导游，一开始往往不明就里。所幸作者最拿手的就是博学通识，各种材料信手拈来，深入浅出，从爱伦·坡到小红帽，从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小说到荷马史诗，从间谍007到福楼拜，从大仲马到色情电影，无所不谈。当然中心是分析一个故事是如何建构的？在书中，艾柯一开始就提出了“模范读者”、“模范作者”的概念。“模范读者”不是“经验读者”，而是“一种理想状态的读者，他既是文本希望得到的合作方，又是文本在试图创造的读者”；而“模范作者”也不是现实作者，而是“一种叙事技巧的表现”、“一系列的文本指令”。接下来艾柯从叙事方式、叙事时间、叙事的可能性、小说读者的知识以及小说与现实的关系几个方面，探讨了“模范作者”是如何像向导一样，牵引着“模范读者”畅游小说林的。

尤其是“小说与现实的关系”这部分，寄托了艾柯很深的用心。在1985年为诺顿讲座写的讲稿中，卡尔维诺曾坚信“对文学的前途是有信心的，因为我知道世界上存在着只有文学才能以其特殊手段给予我们的感受。”1968年，同样是在这个讲座上，博尔赫斯说他“也不相信人们对于说故事或是听故事会觉得厌烦。在听故事的愉悦之余，如果我们还能够体验到诗歌尊严高贵的喜悦，那么有些重要的事情即将发生。”

艾柯在整个后现代主义浪潮中的态度比较中立。他愿意去理解当代的媒体文化和大众文化，但又并非文化虚无主义者。正如他自己定位的，他既不是“启示录派”也不是“综合派”。他的小说有一种更开放的姿态，简单说是雅俗共赏。当然，也有人说他这是一种“意大利式的狡黠”。他的小说《玫瑰的名字》、《傅柯摆》（1988）和《昨日之岛》（1994），横溢各个领域的知识，有时不免令他的读者头痛，反而不如在《悠游小说林》这部他的小说诗学著作中讲得直接。在今天这个经验陷入贫乏的时代，我们还读小说吗？艾柯的答案是肯定的，“无论如何，我们不会停止阅读小说，因为正是从小说中，我们才能找到赋予我们自己存在意义的普遍公式”。这正是小说作为一种开放的知识的意义所在。

反观我们的小说史、阅读史，小说有形无形的禁制，依然顽固地存在我们的意识之中。一种属于小说本身的趣味被打压。方脑袋的理论家们要求小说带有正确性、合理性、激励人们向上等等，小说往往就这样被简单粗暴地对待了。正如已故作家王小波所抱怨的，“由于这些人士的努力，世界越来越不像世界，小说越来越不像小说。我们的处境正如老美说的，在middle of nowhere。这是小说发生的地方，却不是写小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