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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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廷华先生，湖北人，和我是老乡。他是著名作家，文化学者、书法家、艺术评论家。有专著《钱钟书学术的人间晤对》等。大约，吴宓的相关文章，是他研究钱钟书时的旁及。我读过李先生写的《文人圈内的幽微心境——读〈吴宓日记〉》，内中谈到——

《吴宓日记》前六册出版了，从作者的自照心影可以看到：他是一个真实的人，是一个立体的人，是一个高尚的人，也是一个有凡人的七情六欲，乃至俗心琐念的人。他所处的学术文化界，也是中国社会的一隅，充满了幽微曲折。�プ莨邸段忮等占恰罚�吴宓先生有一种基本性情便是喜臧否人物而又胸无城府。正因如此，他的记录足可烛照其所处环境之真实形态。

所谈也还基本公允。但是同样一个李先生在《沈从文的小说情结——读〈从文家书〉》中，却又作如此语——

小说创作的随意性、通俗性，在崇尚峨冠博带的中国文化里一直难登大雅之堂。到二十世纪初期，情况发生翻覆之变。梁启超对小说的倡扬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认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此，一切社会政治人心道德风俗之改良，必有赖于新小说。在此之后，鲁迅最杰出的成就是以《狂人日记》、《阿Q正传》、《故事新编》为代表的小说；叶圣陶、郁达夫、茅盾、巴金的立名文坛，无一不因为其小说；钱钟书的最终超越于大批学者，也因为其小说；“学衡”派代表吴宓没有出版过小说，但这恰是他在几十年时间里最大的心病，看《吴宓日记》，可知他对写作长篇小说的计划与不能实现的焦虑表现达数十次之多。吴宓对鲁迅、巴金、沈从文等人因为小说成就而获得的社会影响乃至经济收获都表现出不加掩饰的羡慕甚至嫉妒，面对自己学生钱钟书在《围城》里表现的小说技巧，他自觉技不如人而生悲。

我想李先生可能不大明了，吴宓对自己小说创作寄望之深。一九六一年吴宓谒陈寅恪于广州，然后别离，四十年师友之情，自此天各一方。陈临别赠诗：

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澜。
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
因缘新旧意谁知，沧海栽桑事已迟。
幸有人间佳亲在，杜兰香去未移时。

其中“因缘新旧意谁知”一句，大有深意在。吴宓在《介绍与自白》一文中，曾谈及自己的“人生三书”，第一部是《吴宓诗集》，第二是一部人生哲学，“第三是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名《新旧因缘》，其体裁及意旨，略仿中国之《石头记》及英国沙克雷Tha*keray所撰诸书，而内容材料，则为中国近三四十年之事象，及个人直接间接经验之结晶”。此文发表于一九三六年的《国风》。一九五二年思想改造运动时，吴宓迫于时势，曾写过一篇悔过文章，文中再一次提到“一九四八年，我即决意辞卸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主任职务，到成都任教，目的是要在王恩洋先生主办的东方文教学院研修佛教，慢慢地出家为僧，并撰写一部描写旧时代生活的长篇小说《新旧因缘》，以偿我多年的宿愿。”

此前，在自己的日记中，吴宓也多次记载自己打算写小说的念头。一九二八年，吴宓感慨朱君毅毁去长达十多年的婚约，弃毛彦文女士而另娶，欲取双方通信以为小说材料；后来却由同情毛女士身世而开始所谓“柏拉图之爱”。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雨僧日记》：“上午探寅恪病，甚有起色。戒宓勿以吴贻榘事作小说，因吴贻芳病，恐伤其心。”（吴贻榘，系吴贻芳之兄。陈寅恪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期间，曾将吴贻榘的故事向吴宓讲述。吴宓详作笔记，拟写小说）

一九一四年，吴宓写过一篇小说《二城新事》，载《清华周刊》，一九一四年十一月第十九期开始，连载七期，可惜未完。吴宓尚写过剧本《陕西梦传奇》，后收入《吴宓诗集》。

一个将小说作为自己“人生三书”的人，又怎么会“对鲁迅、巴金、沈从文等人因为小说成就而获得的社会影响乃至经济收获都表现出不加掩饰的羡慕甚至嫉妒，面对自己学生钱钟书在《围城》里表现的小说技巧，他自觉技不如人而生悲”呢？

吴宓对自己的这部小说，是非常看重的，如果说《吴宓诗集》是他的诗学总结，“人生哲学”是他的哲学总结，那么《新旧因缘》则是他的人生总结了。这部小说，他是以《红楼梦》和《名利场》为标竿的，是对自己一生的回顾，又怎么会区区以鲁巴沈钱为意呢？以吴宓赤诚性情，以他在清华开的《文学与人生》课目看，他是把小说文学当作自己人生来书写的，说他“对鲁迅、巴金、沈从文等人因为小说成就而获得的社会影响乃至经济收获都表现出不加掩饰的羡慕甚至嫉妒”云云，不知道读过《吴宓日记》的李先生如何能说出这等话来，实在令人心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