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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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罕bull;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让我们再一次领略了专属小说艺术的乐趣。这种美妙的滋味，我们在读安贝托bull;艾柯的《玫瑰的名字》，读米洛拉德bull;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读董说的《西游补》时，也曾幸运地品尝到过。

的确，我把这几部小说归为了一类。它们无疑都和宗教扯上了关系，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有佛教；都有一个意象，比如“红”、“玫瑰”、“辞典”以及“鲭鱼”；都出现了谋杀或死亡；都有一个神奇的梦；都有一种晶体般的对称结构；都探讨了生死、情欲、信仰、传统、文化等等。天国与尘世、灵与肉、永恒与当下之间的冲突纠葛，一切的一切，构成了这些令人恍惚的小说的神秘之花。

《我的名字叫红》以神秘的细密画（miniature）为背景。这种画原是波斯艺术的重要门类，始于《***》的边饰图案，主要用作书籍的插图及封面和扉页上的装饰图案。如同细密画一样，《我的名字叫红》显得很“深沉、复杂和神秘”。帕慕克以一种真主化身万物的形式来构筑他的小说。全书完全以“我”这个第一人称来叙述。“我”是凶手也是受害者，是生者也是死者，是孩子也是老人，是一匹马也是一棵树，是死亡也是撒旦，最终还是一种颜色，“红”。红色首先是血的颜色。小说以一宗命案开头。一位为苏丹绘制抄本的波斯宫廷细密画家被人敲碎了脑袋，抛尸井中，接着一位负责制作抄本的长者也被杀害，奉命查明真相者开始登场……

像《玫瑰的名字》一样，在《我的名字叫红》中，凶手是谁这个悬念并不重要，令人深思的倒是杀人背后的信念。书里说到，“和一般认知刚好相反，所有的杀人凶手都是极端虔诚的信徒，而非没有信仰的人。”在《玫瑰的名字》中，一位盲眼老修士为了阻止一部亚里斯多德谈“笑”的文稿的传播而杀人，因为他认为——“笑”就是对神圣的亵渎。《我的名字叫红》中，导致杀人的则是一幅据说是运用了透视法的细密画，而透视法是对真主尊容的亵渎。这种传自西方的绘画技法，在虔诚的伊斯兰画家看来，不仅会颠覆传统的波斯绘画艺术，还会传播邪恶。因为透视以及写真，最终会导致特质和个人风格的出现，而实际上真正的风格只能属于真主。

小说之所以名为“我的名字叫红”，倒不完全是因为波斯细密画常常以红色为底色。抽象派画家康定斯基曾说过，“一种无限扩张的红色，只可以想像”。这种“红”注定是一种信仰。你无法向一个天生眼盲的人解释什么是红色，同理你也无法向一个不信神、不信教的人解释真主的存在。信仰无法论证。那些细密画家们的使命就是忘却自身，用小说中的说法就是放弃“风格和签名”，用他们秉承传统技法的画笔完美地来显现这种“红”，来显现真主。

然而正如西方的肖像画能写真却留不住时间，东方的细密画能停住时间但却是以放弃自我的真实描画为代价的。这种抛弃生活、在信仰中完全忘我的做法或者画法，真的是可取的吗？小说的结尾谈到——“事实上，我们并不在幸福的图画里寻找微笑，相反，我们在生活中寻觅快乐。细密画家们深知这一点，但这正是他们描绘不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用观看的喜悦取代生命的喜悦。”

“观看的喜悦”在小说中是一种艺术的喜悦，也是一种宗教的喜悦，比如抄经、念经、祷告、朝拜等等仪式，细密画家们运用工笔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描画，直至眼盲，也是这种朝圣的体现。而“生命的喜悦”是一种生活的喜悦，容许世间的情爱欲念，容许人的个体存在。“观看的喜悦”和“生命的喜悦”无法相互取代，正如天国和尘世无法相互取代一样。当“观看的喜悦”傲然凌驾于“生命的喜悦”时，“也许深爱人类的人所负有之任务，就是让人们嘲笑真理，使真理可笑；因为惟一的真理在于使我们自己由追求真理的狂热中解脱。”

但是，《我的名字叫红》注定是矛盾与伤感的。细密画的技法采取西方风格还是东方风格，尚在争议之中。但是这种绘画本身，随着活字版印刷术和照相术发明与普及，却已经逐渐消亡了。绘画被彻底第遗弃了。正如“观看的喜悦”和“生命的喜悦”孰轻孰重已经变得不是问题了，因为今天的人们，什么样的“喜悦”都已经不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