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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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陶东风先生描画其“思想肖像”，并非一件易事。像大多数以学术为志业的学院学者一样，他的个人性情、心路历程、乃至“微言大义”，往往隐藏在学术背后，成为一种“压在纸背的心情”，不细细体会，就不能明白。

陶先生一九五九年出生，童年及青少年是在“文革”中渡过的。虽然算起来，陶先生当属学者刘小枫所划分的“四五&apos一代” ——“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末生长，七十至八十年代进入社会文化角色的一代”，[1] 但“文革”对他而言，只能算是一种“政治无意识”，对他此后学术的影响是隐秘的。陶先生一九七八年进入大学，像所有“四五&apos一代”一样，他的大学时代亲历了“八十年代”的激情与幻灭。“八十年代”的理想、怀疑及革新精神，极大地影响了他思想性格，即使是经过此后各种学术潮流的淘洗，也本色不改。我认为，这是理解陶先生和他的文化研究的关键。九十年代以来，各色学术潮起潮落，陶先生之所以对“文化研究”情有独钟，这固然是因为“文化研究”这种知识类型本身的特点，但更重要的是因为，陶先生身上潜藏的“四五”那一代人特有的精神品性。

陶先生早年师从童庆炳先生，专攻文艺心理学、文艺美学，后旁涉文体学、文学史学，其博士论文是关于庄子美学的。这与八十年代相对单纯的艺术本位、人性本位、思想本位的氛围是一致的。但是九十年代之后，随着市场化改革以及大众文化的兴起，社会发生转型，文化格局趋于复杂化，寻求一种与错综的现实相应的新的认知模式，就成为一种必要了。这一点，在他的随笔集《破镜与碎影》中，曾有过详细描述：

在大家倡导文学的自主性与独立性的80年代，文学场域与其他场域的关系反而紧密，而在大家都觉得文学已经被商品大潮冲击得溃不成军的90年代，文学实际上获得了较大的自主性，当然它的范围也缩小了。如果文学的功能过分膨胀的话，文学一定是不可能自主的。很明显得一个事实是，在80年代，谈论文学、美学几乎就等于是谈论文化来自政治，而在90年代，文学话语对于中国社会文化的表征力与阐释力变得非常有限，中国的社会文化状况正在通过许多其他非文学的渠道与媒体得到表征。由此，如欲对于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状况有一个比较综合的把握，就必须不能再局限于文学的圈子了。……更深一层的变化是，我深深感到中国90年代的文化（包括文学）的变迁不是文化本身，更不是文学本身所能解释清楚的，它是整个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必然伴生现象。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对于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乃至全球政治、经济、文化新格局有一个整体性把握，就无法解释清楚中国文化包括文学的所谓“新状况”。[2]

这个应运而生的新的综合的把握方式，无疑就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作为一种理论资源，本来自西方，但与中国九十年代后的语境结合后，焕发出了别样的光彩。作为一种知识类型，“文化研究”具有实践性、政治性、批判性、开放性等特点，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知识探索领域，有助于打破文学理论（尤其是大学与专业研究机构中的文学理论）话语的生产与社会公共领域的日益严重的分离，促使文学工作者批判性地介入公共性的社会政治问题”。[3] 正是这一点，深深吸引了陶先生。在《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一书中，陶先生曾自命“重建人文科学（对我来说尤其是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社会文化公共领域的有机联系，是有志于批判性知识分子志业的文学工作者的紧迫使命”，而能达成这个“使命”的，显然是“文化研究”。

像大多数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学者一样，在从“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的过程中，陶先生实际上也面临着自身知识结构上的艰难调整。这需要一种积极回应现实问题的勇气和承担。二○○○年，陶先生主编的《文化研究》丛刊首期发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曾坦言：“我们创办《文化研究》丛刊的根本动机也是为了回应急剧变化中的中国社会文化现实所提出的种种问题。我始终认为这是学术创新的最重要资源。因而扎根中国的现实而不是简单机械地追随西方学术潮流，是《文化研究》同仁的根本宗旨。”[4]

二○○二年出版的《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则体现了陶先生自身在知识与思想上的调整。这是一部介绍、反思和总结中西文化研究的学术专著。如书名所示，它有两大内容，其一是对西方上世中期以来的文化研究的介绍和梳理；其二是对中国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化研究现状的批判和反思。“权力批判的语境化”和“知识分子的有机性”，是《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一书在回顾、梳理中西文化研究之后，提出的的核心内容。如何避免文化批判和文化批判者的单一化、绝对化和本质化倾向，寻求一种结合具体语境的有机的交互的反思的关系，则是《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全书探讨关键的所在。《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作为国内第一部全面概述中西文化研究、将中西文化研究相互参证的专著，有许多突破处。

第一，总结性。它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回顾、反思和总结了九十年代以来西方文化研究理论在中国的传入以及国内学界从事文化研究的状况。当文化研究作为新兴领域在国内方兴未艾、聚讼纷纭的时候，《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作为国内第一部关于文化研究的概览性的专著，对于我们了解国内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化研究状况，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同时也为国内文化研究的方向所在指明了方向。

第二，建设性。它第一次为国内学界厘清了文化研究的学科领域、学术特征、学科建设的意义等等问题，对文化研究与大众文化批评、后殖民主义、知识分子的关系等重要问题，也第一次作出了比较清晰全面的阐述，这对于国内开展文化研究、从事文化研究学科建设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第三，现实性。《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针对人文学科的“失语症危机”，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人文学术的现实针对性问题。某种意义上，本书是陶先生参与九十年代以来各种学术论争的结果。比如我国九十年代以来发生的一系列讨论：大众文化的论争、人文精神的论争、后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及第三世界批评的论争、现代性反思与新启蒙主义的论争、知识分子问题的论争。在这些论争中，陶先生都热情、理智、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使得本书呈现出极强的现实感，也为恢复人文科学对时代、社会的把握，提供了极好的参照。

第四，前沿性。“文化研究”，就目前的国内学界而言，仍然是一门新兴的前沿学术领域，因此梳理它具有一定的困难性。《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第一次比较全面地探讨了一些新的文化研究领域、课题，比如大众传播、大众文化、公共空间、学科场域、学术腐败、学术体制等。实际上，自九十年代以来这些话题就络绎不绝。这既体现出陶先生敏锐的学术嗅觉和深厚的学术修养，也体现了《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难得的前瞻性。

在《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基础上，二○○五年，陶先生又出版了《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一书。本书是陶先生多年文化批评实践的结晶。涉及的议题既深且广，包括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与重建、当代中国的后殖民批评、中国文论的“失语”与“重建”、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消费主义批判等等，尤其是书中最后一章《“大话文艺”与当代中国的犬儒主义思潮》，是反映陶先生文化研究旨趣的一篇重要文章。

多年来，如何既坚持批判性反思性又警惕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既坚持必要的立场原则又反对本质主义独断论，是陶先生在文化研究中长期思考的问题。《“大话文艺”与当代中国的犬儒主义思潮》一文，就体现了这种思考。

一九九五年以来，国内出现了一股戏说、改写经典文艺作品的“大话”文艺思潮，例如周星驰的《大话西游》，林长治的《沙僧日记》、《Q版语文》等等。“大话文学”的作者，显然也就是“游戏的一代”——“六十至七十年代生长，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将全面进入社会文化角色的一代”[5]。陶先生认为，“大话文学与大话文化是思想解放的一枚畸形的果实。一味的游戏、戏说态度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消解了人为树立偶像、权威之类的现代迷信、现代愚民的可能性；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叛逆精神或怀疑精神由于采取了后现代式的自我解构方式，由于没有正面的价值与理想的支撑，因而很容易转变为批判与颠覆的反面，一种犬儒式的人生态度。”[6]

对“大话文学”以及背后的犬儒主义的批判，我认为，体现了陶先生作为“四五&apos一代”人的基本精神姿态。“四五&apos一代”与“游戏一代”的冲突，实际上也就是“理想”与“犬儒”的冲突。正如刘小枫分析的，“四五&apos代群中，理想主义已更多地成为精神品性，而不是意义话语。这种品性意味着，不管这个世界如何无聊、让人沮丧，毕竟仍有美好的、值得珍惜的、为之感动的东西存在。……游戏一代&apos从一开始就鄙视这种品质，他们嘲笑相信&apos的意向本身，嘲笑对珍贵的、神圣的东西的持重，嘲笑知识类型本身。……这一代群具有主动失范于任何知识类型的冲动，进入游戏空间，其游戏的规则就是游戏本身。从精神品性上讲，他们的重大特点是，已不知道什么叫感动。”[7] 陶先生之批判“大话文学”，以及最近批判“玄幻文学”，无不是本着这种精神立场。

但是，像所有的“四五&apos一代”一样，陶先生在“真诚地相信”的同时也“真诚地不信”着。反思性是陶先生在文化研究中一直强调的一种精神。在他的文化研究中，有很大部分内容是关于文艺学的反思的。他反对文艺学中的本质主义和自律论倾向，认为文学艺术是一个历史文化的建构，没有什么普遍永恒的规律、法则及它的“自然的”、“超越” 的价值。这种观念对“游戏一代”来说，也许并不稀奇，但对陶先生这样一位在八十年代思想氛围中成长起来、曾经以文艺美学为专攻的学者而言，则十分惊人，也令人深思。陶先生批评“大话文学”、“玄幻文学”等“没有正面的价值与理想的支撑”，但这种“正面的价值与理想”算不算一种“自然的”、“超越” 的价值呢？

这种问题谁都不容易回答，也许它的答案在批判性反思性的思考过程当中，而不是其终结时，我想，这可能也是陶先生钟情于“文化研究”的原因所在吧。又或许问题本身就是矛盾的，就像刘小枫认为的，“四五&apos一代”的理想主义无可避免要走向“感伤”，陶先生这一代学人，注定要在超迈与随俗的矛盾中缓缓走向自我澄明之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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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三联书店，1996年，第125页。
[2] 陶东风：《破镜与碎影》，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7－88页。
[3] 陶东风：《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37－238页。
[4]《悄悄的起步：〈文化研究〉》，《中华读书报》，2000年10月25日。
[5] 同1，第125页。
[6]《大话文学与消费文化语境中经典的命运》，《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该文后改名为《大话文学与当代中国的犬儒主义思潮》。
[7] 同1，第133－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