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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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列维－斯特劳斯，作为一位伟大的人类学家，他的事业才刚刚起步——奠定他声誉的学术作品《结构人类学》、《野性的思维》以及《神话学》，还要等好几年后才会出版，正是这一年，年仅48岁的他，早早开始了《忧郁的热带》这部“半生回忆录”的写作。回忆，向来是老人的权利，正值人生壮年的列维－斯特劳斯何致如此？据说，“当时他处于两度申请竞选法兰西学院院士两度失败之后，对战后世界变得深不可测抱有一种理性的绝望感”，个人的遭际引发对现代世界的感慨，以致《忧郁的热带》充满了一种桑塔格所说的“颇有英雄气概的、煞费苦心的、复杂的现代悲观主义”。

同为人类学家，同此“忧郁”，经历风波之后的王铭铭，或许对自己的这位同行心有戚戚焉吧。一篇名为《遭遇郁闷中的王铭铭》的网文曾如此写他：“今天的天空阴霾密布，好像四周都是不能穿透的雾，是让人心里倍感沉重的那种天气。在上课铃声响起之前，又闻到了王铭铭令人熟悉的烟斗味道，是一种浓郁的香味。出来一看，却老是找不到，眼前除了走廊里悠闲漫步的学生之外，只看见靠窗的那边有一个穿着长大西装的糟老头在吸烟，手操在裤子荷包里，孤零零的。我没有在意，眼光继续搜寻，待到各个角落观察殆尽，却依然没有发现可疑目标，直到最后浓烈的烟草味让我的目光定格在先前那个毫不在意的老头上，很抱歉这样的描述对于没有见过王铭铭的同学是严重的误导，会觉得这样的老师是一个孔乙己式的失意书生，落魄颓唐苍老。可是那一刻，王铭铭的脸背向着我，他向隅无言，大团大团的烟雾从隐没的面孔前面升腾起来，这样有些呆滞的动作持续了好几分钟，他始终默默的望着窗外的风景，没有人上前去搭话，或许根本没有什么人认出他来，糟糕的天气使得光线的昏暗印在他的身上，始终很难想象三教外面低沉压抑的空气和乏味的情景能这样吸引一个人。他没有戴他一向戴的那顶帽子，他曾经上课时候说那顶帽子含有某种仪式的味道，代表了他某一段时期曲折难言的心情，因此当后来近距离端详他面孔的时候，头发看起来有些零乱，而那件长大的西装套在他身上显得十分不合体，那个时候，我猛然觉得他衰老的厉害。”

也有人写道：“为了看他，那个传说中正遭受郁闷的王铭铭，我到了北大。三教的阳光很温暖，三教的学问很大，每走进这座楼，都会觉得局促。……我坐在教室的后面，看风景。陆续有人进来，有人出去，临近上课，并不见他。埋头念书。读到“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听见前面的声音。抬头看见他。他在那头，我在这头。冰红茶、鸭舌帽、大烟斗，这是那么多著述里见不到的王铭铭。确切地说，是在他那些书附带的他的照片中看不出这样的细节。……淡淡的烟飘着，并没挡住他棕黑色的脸。或许是只有经历了那么多的无奈，把一切浮华都丢弃之后，才终于能够忘记应该忘记的东西，从容地走出是是非非的陷阱。”

而另一位则写道：“有知识的男人未必是有智慧的男人，而王铭铭应该是后者。挤得满满的报告厅，讲座从一个半钟头延长到两个多小时。独到而又发人深思的见解，个性化的风格，辛辣的讽刺和幽默都令人着迷。没有人介意他一根又一根的吸烟，连他看似狂野的喝水方式也被师姐评价为“可爱”。当然，现场也不乏有人意见相左，甚至指责王的研究仅仅是所谓人类学家的自我欣赏的游戏，而这样的发难不过是又给了王铭铭一次展现自我的机会而已。北大真是个神奇的地方，有虐待老婆的孔庆东，还有舌头不利索的王铭铭,可他们都同样受学生的欢迎。”

对“落难”的王铭铭如此大表同情者，大有人在，尤以慕名而来听课的女生居多，这恐怕是令王铭铭本人哭笑不得的一个人类学现象吧。当然，王铭铭不是马英九。他是一个学者，个人生活史上的动荡，必定会要求知识学上给一个“说法”。他最新出版的学术随笔集《心与物游》，正应作此理解。

《心与物游》的付梓，适逢王铭铭“不惑”之年，恰与列维－斯特劳斯写《忧郁的热带》时年岁相近，但要想“不惑”却并不易。少年得意，青年游学，中年得志，却一朝祸起萧墙，斯文扫地。人生起落之大，怎不叫人顿生乘风归去、南山对望之想呢？书名“心与物游”本是作者从《文心雕龙》“神与物游”变化而来，却容人品出一丝庄子“逍遥游”的味道来。请看文集“自序”，以列维－斯特劳斯谈人类学家的“旅游”起兴，一路谈到知识人（“智慧人”）的行知问题及一己之解脱。“我总感觉，旅行所要抵达的境界，背后还是有一个地方——在那里，我们能寻找到反观自身的镜子，……我意识到，应引起沉思的，并非我们自己的生活遭际，而应是一个如此简单的事实：世界是由活生生的、风情万种、音韵万般的物（包括人）组成的，而我们因太躁动着欲求扮演世界认识主体&apos的角色，而无法真正面对有生命、形态和音韵的世界”。显然，王铭铭谈的“心与物游”，并未超出老庄和“泛生论”的范围，只不过引入了福柯和海德格尔的语言论以及整体主义人类学这些知识因素。入世则儒，出世则道，由“达”而“穷”的王铭铭也没逃脱中国文人的这两条路。正是在《心与物游》中透出的这股道家气，倒让人想起王铭铭的前辈、已故的费孝通先生。

有人认为百年中国人类学，蔡元培、严复是第一代代表，李济、潘光旦、吴文藻属第二代，费孝通、林耀华、瞿同祖第三代，宋蜀华、俞伟超、李亦园、张光直第四代，而王铭铭算下来是第五代，确切与否暂不论，费孝通与王铭铭作为两代学人，“一代有一代之人类学”，当无疑义。费与王颇有渊源，俩人是伦敦大学同学科的校友，只不过相隔50年，1994年王到北大后，在费手下工作，关系甚好。纵所周知，费孝通先生有儒家的济世之风，化为学问，便是中国社会研究中的“乡土情结”，此种致力于中国“乡土性”的人类学，后来一发成为“迈向人民的人类学”。正是后者，受到王铭铭的质疑。作为文革后接受新知的一代，王铭铭更强调人类学学科的知识本位。不仅如此，在《心与物游》中，有一篇《论水的精神》，王提出“过去多数社会研究课题多关注费孝通所说的被土地束缚的中国&apos。尽管所谓乡土中国&apos之说不无道理，但这一学说忽略了流动的水。”尽管这只是研究角度的问题，不足为训，但是两代人类学之“水土不服”，却意味深长。费的人类学遵从英国经验主义，所研究的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而且更有本土主义的色彩，而王的人类学引入了历史视角，注意文本以及对西方人类学思想资源的吸纳，更具有技术主义的色彩。但正是王铭铭以前对人类学“知识”的借重，在现在的《心与物游》这里，却出现了反拨。历经波折后的王铭铭似乎有了顿悟：只有那些化外之民讲的“神话”、“故事”才能“引导我们用早已脱离于万物本原的文字，来实验回归于万物的表述”。可这种“万物本原”是何物呢？当他剥离了汉学人类学的“乡土性”后，这种对所谓“万物本原”的回归最终只会落空而陷入神秘主义。

这世上，并没什么抽掉了社会学内容的“万物”能让王铭铭去当一个现代的庄子；充其量，他只能做一个中国的列维－斯特劳斯，就如《忧郁的热带》中说的，作为一个人类学家，他就要注定承担那种漂泊在异乡的“无根性”。